习近平同志在正定

习近平同志在正定

1来到正定

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三关雄镇、神京锁钥、八方交汇，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，石家庄以北15公里。

人们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1982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，一辆绿色吉普车开进了县委大院，从车上跳下一位高

大魁梧的小伙儿，身着褪色军服，背着简单行囊，住进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。开始，人们对这个从京城来的年轻人有着各种猜测，不知道他是中央机关派来锻炼的干部，还是来基层体验生活的文化工作者？

当得知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是来这里担任县委副书记时，有些人不以为然，说什么高干子弟，无非是下来镀镀金、做做样子，用不了半年，吃不下这份苦就会卷铺盖走人。还有人说，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。言外之意，对他不抱什么希望。

然而，习近平同志扎下根来，踏实工作，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做派。人们了解到他15岁就在陕西插队，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；清华大学毕业后，曾在中央军委工作，自愿放弃京城优越舒适的工作，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后，纷纷对他的选择表示由衷的钦佩。

当人们看到，这位小伙儿晴天晒出的褥子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，身上盖的也是一床旧军被；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“大锅饭”，端着碗与大家拉家常；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解情况，与大家打成一片，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通过朝夕相处，正定人民逐渐感受到，习近平同志思想解放、勇于改革，有着不一般的胆识和智慧，有着扎实的工作作风。

习近平同志初到正定时担任县委副书记，分管农村经济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平反冤假错案、落实党的政策，以及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。1983年7月，他担任县委书记。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，冲破了“经济上农业单打一，农业上粮食单打一”的模式，实施改革兴县、工业兴县、科技兴县、人才兴县、文化兴县、旅游兴县，走“半城郊型经济”（是指既有“城郊型经济”依托城市、商品生产比较发达、城乡关系比较密切、工农结合比较紧密的特点，又有“农村经济”的某些特点，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）发展之路。由此，正定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热潮，全县上下形成了“党风正、干群和、干劲大、硕果丰”的大好局面，正定甩掉了“高产穷县”的帽子，开始步入发展快车道。

正定的老同志曾对习近平同志有过这样的评价：平易近人、沉稳、健谈、自信、谦和；是位年轻干部，但做事老练成熟；是位高干子弟，但非常朴实，工作既严肃认真，又密切联系群众。

他来了，成为正定人民的一分子，带来了智慧和理念，带来了改革的春风，更带来了正定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……^[3]

2勇于改革

勇于解放思想，大力发展经济

来正定之前，习近平同志并不十分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。他清楚地记得，石家庄地委领导跟他谈话说，你从大城市来，地委研究决定，派你到一个领导班子团结、经济条件较好、农民比较富裕的正定县任职。到正定以后，习近平同志没有坐在办公室，他走访座谈，进村入户，虚心向每一位同志请教。无论是县委和县政府领导还

是一般干部，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，他都诚恳地说：“我是来学习的，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。”

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很快发现，这个全国闻名的高产县竟有不少农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。由于长期的思想和体制束缚，正定仍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：片面追求粮食高产，踩棉花，挤油料，压瓜果，砍副业。粮食亩产超千斤，但经常是交完征购粮，剩下的就不够自己吃了。当时全国闻名的“农业学大寨”典型村——三角村，还有不少人到外县买薯干来维持生活，因为在本县买怕给“高产县”丢面子。

1981年底，正定的工农业总产值20673万元，人均年收入仅148元，每天只有4角钱。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县的锦旗高悬在县委的会议室里，而老百姓却不得温饱。面对这个“高产穷县”，习近平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。

“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”，习近平同志认为，高征购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，必须及时纠正。这很快成为县委一班人的共识。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，还是主动地向上反映问题，大家却有不同意见。

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主张立即向上汇报，请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来，并主动请缨，处理此事。当时县委书记冯国强、县长程宝怀考虑到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工作，不愿意让他出面，怕对他造成不好影响。习近平同志说：“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